北京人有什麼話不敢說?

北京人有什麼話不敢說?

——向勇敢的杜導斌致敬

有一個故事藏在心裡,很早就想講與人聽,一直沒機會。這幾天在網上看到杜導斌被捕的消息,終於不得不來說兩句。

2001年春天,我跟著朋友到新疆一縣委書記家「蹭飯」,席間縣委書記說,還是你們北京人膽兒大啊,北京人沒什麼不敢說的話,江澤民都敢罵。 

北京某男答曰:北京人是膽兒大,說什麼都沒事兒,罵江澤民也行;但我保證北京人有一句話不敢說。 

席間諸公不信,問:還有你們北京人不敢說的話?!是哪一句? 

某男臉一沉,說:你站到天安門廣場上說一句「我是煉法輪功的」試試。 

諸公臉色齊變,縣委書記忙舉杯道:「來、來!喝酒!喝酒!大家喝酒!」 ——席間竟無一人敢對此作出評論或回應。

2001年11月20日,加拿大法輪功學員澤農(Zenon Dolnyckyj)在天安門抗議。

2001年11月20日,加拿大法輪功學員澤農(Zenon Dolnyckyj)在天安門抗議。

後來在大紀元網站上讀到杜導斌的文章《良心不許我再沉默》,就一再想起這個故事。說話的北京某男有足夠的理由切齒疾首。他的妻子因煉法輪功被送到勞教所,他空自四方哀告,平日裡再「牛」的哥兒們也沒人敢幫他說句話。

自鎮壓法輪功以來,什麼話都說得,就是「法輪功好」說不得。為了圍堵法輪功學員進京上訪,除了在各地車站檢票口放上法輪功創始人的照片讓過往者踩、在車票上印上法輪功是X教讓欲上車者念、停發法輪功學員工資、退休金讓你沒錢買車票外,我知道的最絕的一招是一個村長想出來:把他們村一個法輪功學員的房子扒了,讓他沒地方住而不得不住在村長家,以便村長能24小時看著他,免得他「逃」到北京上訪。

總之,法輪功問題是今日大陸禁區中的禁區,連最初並不贊成鎮壓的堂堂總理和政治局其他常委最後也在江澤民的淫威下乖乖禁了聲。

但是杜導斌說話了,率先去碰了這個目前最不能碰的「禁區」。在《良心不許我再沉默》這篇文章裡,杜導斌旗幟鮮明地說:「四年來,由於片面相信當局對打擊法輪功的宣傳,由於自己的麻木和事不關己,我沒有太多注意到那些信仰法輪功的公民所遭到的非人待遇,在他們橫遭迫害時選擇了沉默──間接選擇了與專制合謀,今天,彷彿一夢醒來,突然目睹他們的悲慘境況,突然發現一個巨大的邪惡已經成為事實並且還在繼續擴大,我感到震驚,心中升起俄底甫斯式的自責。

「我感到有必要打破沉默。我要大聲向大陸的知識界和網民們呼籲,中國善良的還緘默著的人們,你們醒醒吧,就在你們保持緘默時,納粹的幽靈回來了,佔據了我們的國家政權,用最不人道的方式殘殺你們的同胞!該出手了!該救救他們了!用你們的聲音支持那些和我們擁有同等國民權利的不幸的人們吧!向那個巨大的怪獸勇敢地說出『不』字吧,冤獄已經到了必須結束的時候。」

2001年11月20日,加拿大法輪功學員澤農(Zenon Dolnyckyj)在天安門抗議被捕。

2001年11月20日,加拿大法輪功學員澤農(Zenon Dolnyckyj)在天安門抗議被捕。

從那一天起,我就在心裡認定杜導斌是個真正勇敢的人。雖然他的言辭不是最激烈的,他的文章不是最華麗的,他的鋒芒不是最外露的,我仍然認定他是個真正勇敢的人,與任不寐所說的那種「偽勇敢」的人正好相反相對。

今日的中國,缺的就是這樣的知識分子和思想家:從良知出發,踏踏實實地思考,認認真真地做學問,同時把一份真切的、而不是譁眾取寵的關懷給予社會的弱勢階層,或真正地去關懷人,關懷被「黨性」壓搾下的人性。他從來沒有提高嗓門講話,而當局竟已不能容他。

好吧,讓我們都來做勇敢的人吧。從不銹鋼老鼠,到羅永忠,再到杜導斌。防民之口的結果是什麼呢?更多的人在宣稱我願陪某某某坐牢。網上祝賀劉荻生日的浪潮,為小李思怡開展的接力自願禁食,人權意識的覺醒,人性深切的復甦,突破網絡封鎖技術的日新月異……我們不用推翻誰,我們也不搞「革命」,我們就堅定不移地呼喚人性,堅守良知,我們頑強而平和地發出理性的聲音,那些關押著劉荻、羅永忠、杜導斌們的監獄的厚牆,終有一天會在世界文明的大潮中,轟然倒盡。

(2003年11月4日以筆名曹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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